攻坚克难 开拓奋进 坚定不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私权社会化如用之不当，不仅可能损害个人权利、自由和私人利益，而且还有可能危及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及其社会平稳转型。

1978年，邓小平指出：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16]其中，法律规定有关国家机关制定配套规定的条文有以下几类：(1)法律规定国务院、中央军委制定配套规定的条文。

这些配套立法文件包括：1981年《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1983年《商标法实施细则》、1990年《邮政法实施细则》、1991年《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00年《森林法实施条例》、2000年《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10]有学者反对法条授权的提法，认为授权立法权作为一种派生的立法权，其不属于受权主体所固有，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和规范。由于上述机构不能全部涵盖国务院及其部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范围，因此这些年来，一直有呼声要求加强全国人大机关内部机构的组织与制度建设。[15]应该说，尽管这些授权规定的落实状况不是那么理想，但配套立法的实践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我国经济政治和科技文化发展的需要，应当充分肯定。这样也许会使基本法律内容增多，但增加基本法律的页数并不意味着立法繁琐化。

(3)配套立法权在国务院或国务院某个主管部门，但在实践中，配套立法文件往往是由国务院与其他中央国家机关，或者国务院主管部门与其他部门一起制定的。当然，这里不包括与两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相配套的特别行政区的有关立法。换言之，与处于金字塔顶部的强制型实施制度相比，混合式实施制度增加了自愿型实施制度所具有的积极因子，诸如灵活性、适应性、经济性、分散性。

私人执法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定义则是，即个人或企业调查违法行为，抓捕违法人员(包括刑事罪犯)，对违法行为提起诉讼(包括刑事诉讼)。一方面，企业自我制定法律规范的权利来源于国家法律的授权。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检察机关将依据企业所制定的法律规范来指控违规行为者。企业自我执行这些法律规范以主管国家行政机关的审批为前提。

在不侵犯企业重要商业秘密的前提下，主管行政机关应当向周边居民和其他社会公众定期披露企业实施法律规范情况的信息，诸如，企业内部高层管理人员采纳企业内部执法机构的合规建议的信息、企业内部执法机构实施法律的绩效信息等等。[21] 2.主管国家行政机关的职责和职权 主管国家行政机关的职责和职权主要包括七大类：第一类是企业在起草法律规范过程中，主管国家行政机关需要履行行政指导职责。

由此，就是否能够产生一项对每一个企业都适用的能够最大限度预防和消灭公共风险的制度规范而言，各类主体具有相同的利益取向。所谓合法性审查是指，主管行政机关检查企业的法律规范是否与国家法律或者标准的最低的强制性规定相冲突。摘要:  在公共风险监管领域，如何确保国家监管机关有效执法和行政相对人严格守法，一直是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难题。[17]三是实施对象存在差异。

一定规模的企业除了应当建立专门的执法机构并配备相应的执法人员之外，还需要健全企业内部治理结构。3.司法机关的职责和职权 在通常的公共风险法制建构过程中，不太会涉及司法机关的职权和职责。这是因为，无论一项标准被设计得如何严格，作为理性人的企业总会在严格执行标准的成本与违反标准的成本之间加以衡量。据此，笔者从两种意义上使用混合一词，既指物理学意义上的达到均匀状态的操作，也指法学意义上的两种事物相互掺杂合并，不能识别，或虽能识别而分离的代价过高的法律事实。

规定执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法滥用执法权的罚则等。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干预与强制又是以尊重企业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为基础的。

特定企业在起草过程中可以就某些条款的适用与主管行政机关协商。[1]同时，立法机关也试图通过不断修改和完善现行公共风险监管法律来确保其能够得到有效实施。

然而，在混合式实施制度中，这些理念又能够相互统一与协调。据此，社会共治是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的原则。所谓合理性审查是指，主管行政机关检查企业所制定的法律规范是否符合自身预防和消灭公共风险的实际能力，是否具有科学性和适应性。行政参与是指，通过座谈会、听证会等形式，特定主体参加行政机关的法律实施活动，并向行政机关表达相应诉求的行为。又如，对于企业所制定的法律规范如何设计罚则，如何确保企业内部机构能够相对独立实施该法律规范等问题，主管行政机关需要履行指示、说明、解释等职责。如果它们无法通过行政机关的审查，就没有法律效力。

对于企业没有定期依法披露应当披露信息的行为，主管行政机关有权处罚。[13]王锡锌：《我国行政决策模式之转型》，《法商研究》2010年第5期，第3-12页。

在符合最低的强制性标准前提下，允许不同企业根据自身防范和消灭公共风险的能力选择不同的实施标准反而会比适用过于严格或过于宽松的统一标准能够更好地促进公共利益。第三类是履行组织公开征求意见的职责。

的确，让作为公共风险制造者的企业自己为自己立法是一种比较激进的观点，然而，如果分析现行实定法，却可以为这样一种看似激进的制度提供规范依据。第二，与上述理念相联系，如果运用金字塔的比喻来分析，那么混合式实施制度处于金字塔中部地带。

它试图采纳强制型实施制度所具有的威慑性、权威性和高效性，而避免其高成本性和官僚主义，并试图采纳企业的自愿型实施制度所具有的适应性和经济性，而避免其涣散性和疲软性。该制度的第一个环节是国家法律规范的授权。由此，混合式实施制度需要运用物理学意义上的混合，通过设计七大程序性环节来确保各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相对均衡与相互融合，从而实现法学意义上的混合。特别要注意通过法律责任机制来保障企业周边居民所享有的权利得以真正实现，主管行政机关对企业执法实施严格的监督和检查，企业内部执法机构能够相对独立地实施法律。

对于人民法院，除了国家法律可以作为对企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的裁判依据之外，企业制定并经主管行政机关批准的法律也可以作为裁判依据。这里强调最低的强制性规定隐含双重意思：一是预防与消灭公共风险的标准并不是越严格就越安全，社会公众通常会假定政府或企业对预防或消灭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生态卫生等方面的公共风险的标准设计的越严格就越安全，因为这将迫使企业提高保护公共安全的绩效。

[9]二是主管行政机关在预审过程中并不需要使用一项统一的标准。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混合式实施制度的直接的制度产品是要建立对每一个企业都适用的法律规范，因而可能给人造成该项制度的设计初衷是要维护企业权利的印象，可是，如果运用整体主义[11]视角来分析，企业与其员工以及与周边居民和其他社会公众其实处于一个利益共同体之中，这个利益共同体是围绕着企业能否预防和消灭公共风险为中心展开的。

比如，《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三是在企业日常执法过程中以及主管行政机关对企业执法予以监督和检查的过程中，企业周边居民和其他社会公众既可以应行政机关的邀请参加，也可以主动申请参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意见。

换言之，在满足国家规定的最低强制性标准的前提下，主管行政机关应当允许不同企业制定的预防和消灭公共风险的法律规范的严格程度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将执法机构的目标定位于确保法律制度的实施，从而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区分开来。这一过程呈现出自由、自愿、私、协商、分散、个体、灵活等理念。主管行政机关将加盖公章，并以文件的形式对外发布。

[16]二是概念严谨性不同。[19][美]理查德•波斯纳著：《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1页。

为了确保效率和节约企业的成本，公共风险监管法应当规定主管行政机关行使正式审批权的期限。与立法机关需要权衡不同行业各种企业的复杂的和异质的需求，因而难以在短时期内达成制定或修改法律的共识不同，企业仅仅需要考虑企业自身有限的经济和结构性环境就可以迅速制定和修改相关的规范，由此，这些规范往往比较简单，但更具有操作性。

对于是否确实属于商业秘密，则需要由主管行政机关作初步认定，人民法院作最终认定。针对公共风险监管法实施中的种种弊病以及学界不尽如人意的研究现状，笔者认为，需要建立混合式实施制度，人们应当更多地关注金字塔式的法律实施形态的中间地带。